公交急刹致孕妇流产索赔案引关注

上海晚高峰，张女士轿车违规插队致公交急刹，42岁李女士摔伤头部。她怀孕6周因检查和服药被迫流产，还丧失嗅觉。她起诉索赔，一审、二审仅获3500元精神赔偿，引发对流产赔偿边界和精神损害评估的思考。

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工具增多，交通事故也不断增加，很多事故是由违规行为导致的。2025年8月上海晚高峰时，就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

42岁的李女士在乘坐公交车时，因张女士的小轿车违规插队，公交急刹车，李女士重重摔倒，头部受到撞击。之后医院检查发现她已怀孕6周，但由于事故后必须进行CT检查以及服药治疗，腹中胎儿被迫终止妊娠。更不幸的是，她还因对冲伤导致嗅觉丧失。

交警认定张女士负事故全责。李女士愤而起诉，将张女士与公交公司一同告上法庭。她的索赔清单里，除了5126.07元医疗费、562元交通费、3000元营养费及900元鉴定费外，还有一项高达8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是针对流产和永久嗅觉丧失带来的巨大伤痛提出的。

然而在法庭上，两名被告坚决抗辩，认为人工流产相关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不应由他们承担。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展现出严谨的司法权衡。对于人工流产医疗费用，法院从事故发生时间、医院确诊的孕周以及事故后紧急CT检查的医疗必要性等方面，形成紧密逻辑闭环，有力证明了流产医疗行为与本次事故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判决支持该项医疗费用赔偿。

但对于李女士提出的8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严格依据其“伤情”衡量。判决书指出“流产和嗅觉障碍未达高额赔偿标准”，最终将赔偿金额大幅调减至3500元。李女士对此强烈不满，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裁判中进一步阐释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它否定了伤残等级前提论，明确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成立不以构成伤残等级为刚性门槛。同时重申赔偿额的确定需综合侵权人过错程度、受害人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上海的平均生活水平等要素。最终认定一审酌定的3500元“尚在合理范围内，并无明显不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折射出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两大现实困境。一方面，现行法律框架下，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附着于受害人自身的直接身体权、健康权损害。胎儿的法律地位是关键障碍，我国法律目前尚未普遍承认胎儿具有独立的健康权或生命权，流产常被视为间接的、衍生的精神损害，难以突破传统赔偿边界，导致赔偿额与受害人心理预期落差巨大。

另一方面，精神损害“严重程度”的量化难题也凸显出来。法律虽规定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方可主张赔偿，但对于何为“严重”缺乏精细化、个性化的评估指引。像李女士这样42岁的高龄孕妇流产，可能蕴含特殊生育期望，再加上永久性嗅觉丧失对生活质量的毁灭性打击，这种复合型、持续性的精神创伤，其烈度是否远超一般人身伤害，现行标准难以准确衡量，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也容易引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公平性的质疑。

这起案件的判决虽于法有据，但引发了关于生命伦理与法律救济的深入思考。法律是否应重新审视妊娠早期胎儿的权益保护，能否将母亲因流产产生的特定医疗费用及精神痛苦更直接、更充分地纳入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能否探索建立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精神损害评估机制，使赔偿金额更贴近损害的实际严重程度；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否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给予生命伦理和特殊情感需求更充分的考量，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温度之间寻求更优平衡点，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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